老阿的书房 - 宪政、商业和地球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教育，那就是溃败。产业化教育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被胁迫加入游戏的皆成输家，坐庄的席卷了所有的财富。似乎有那么一个“老大哥”——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名著《1984》里塑造的“独裁统治者”， 一直在盯着我们，全体国民都通过荧光屏幕处于其严密监控之下，无条件地服从其旨意。 “不过，他的角色已经变成了精明的商人”。（见6月12日出版的《南都周刊》）以优质资源做诱饵的庄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皆明设或暗设机关，布下天罗地网，令参与者束手就擒。这与“老大哥”的控制手段如出一辙：单一的思维和需求导致单一的选择。通过意识形态审查与控制，以及经济寻租的双重扼制，实现了教育的专制。人的教育死了，掠夺开始了。在教育的名义下，搞定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人质和筹码。求赢的目的论教育学与成功学，窒息了学子的心灵。他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父母们焦躁不安，倾注全力——精神和金钱，供养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希望之芽。全社会处于异常紧张的战争状态，为每年一次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而操劳。每一个考生的亲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奔走于权柄之间，迁移落户，风餐露宿，寄居他人屋檐之下，早起晚睡，接送，辅导，训斥，牺牲节假日，放弃人生享受，为的只是后代完成跳龙门的壮举。设计复算计，没有心机的有了心机，有心机的成了人精。在貌似唯一公平的平台上，谁也不愿意先输一程。有钱没钱，都得咬紧牙关，走过这一伟大的长征。考上了名校，也只是稍稍松口气，还有找工作，买房子，婚嫁诸事有待操劳。一代代就这样老了，没有人能看到苦难尽头那一抹曙光。有诗人在二十年前曾经感叹：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父亲的背影？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程序，一个只想采撷果实——毕业证的行为艺术。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从未完整地发育过，获得教育的滋养。无暇顾及自己身心的成长，鲜有时间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从而确立安身立命的价值观。目标在前，没有当下。教育把孩子与自己的生命割裂开，把他们与生活和广大的世界隔离开，他们在死寂的环境里“记住一切有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东西”（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中国丧失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会犹疑、徘徊，父母包办设计好了他们可怜而伟大的一生。目标坚定——不是自己认可的；全心全意——不需要操别的心，父母已经包办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及生存杂事；唯我独尊——他们是家庭的核心，一颦一笑决定着家庭的气氛；冷漠世故，他们把一切都看穿了，故此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世界与自己无关。他们是一座座孤岛，长夜难明。作为起点的大学，成了终点。放松，放纵，他们要把十多年压抑的力比多发泄出来，要补偿自己。性与就业，主宰了校园生活，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许是，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

对成功学的信奉者而言，时间是无用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层出不穷的速成技巧，所以，在中国，教育常常就是骗子的产业。只要给出一个速成的目标，家长们很乐意掏瘪自己的钱包。教育制造的灾难，正在由全社会来承受。高考前夕，直接留学和弃考成为热点话题。“攀升的弃考率，反映的一个逻辑是——高等教育相对投资价值的下降。”第二十五期《瞭望东方周刊》的社评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替代品的出现和高等教育产品自身预期的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高教大跃进所制造的产品——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维稳的不稳定因素。从鼓励大学生做村官到鼓励参军，政府殚精竭虑。第二十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以“新知青运动”为题，介绍了几位大学生村官的现状，在精英匮乏的农村，他们未改变什么，却往往被改变着。一滴水撒进大地，孤独的是水。他们并不想把根扎在农村，那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被动选择的他们，期待着服务期满后的工作前景。从2008年开始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显然需要面对庞大的就业缺口。“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持续增长的待业数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问题是，支持大学生社会就业的政策，无意间在和农民工争夺饭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专家对《新世纪周刊》记者说，参军这项缓兵之计堵死了农民的路子，把大学生当人才培养当农民工用，最后的结果就是“读书无用论”观念的抬头。灾难的源头在大学。第十三期《财经》杂志指出，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学校，因为他们不考虑社会需要：专业人数过多，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产业解构的需要错位”。在毛入学率高达22%的中国，学校家长和学生，依旧是原有的精英意识。“普通专科学校也向培养高级人才的方向靠拢”。据统计，全国有326所学校设立经济学专业，510所设立法学专业。1999年以来，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扩招，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一个专科院校短短数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专业同质化，教育过剩。师资不足，生源素质下降，专业设置脱离需要，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看来，这些因素造成“地方院校走出来的专科学生成了真正就业困难的大学生”。聪明人借助泡沫大发其财。以独立相标榜的大学排行榜就是一例。6月22日出版的《时代周报》报道，身份不明的武书连收取多所高校“赞助费”，使其排序靠前。互相利用的结果，依据此民间排行榜选择学校的考生，掉进了谎言的陷阱。在我看来，第十七期《新世纪周刊》所作的“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个由毕业生对母校打分所建立的排行，可以充当选择学校及专业考生的参考。在今年的榜单上，上海交大独占鳌头，前十名中有六所出自长三角地区，记者分析乃是得力于该地更丰富的就业机会；高校扩张最疯狂的武汉，大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京沪两地，达百万之众，但签约率仅有两成，就业形势最为严峻。该榜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子榜或许是“工作收入薪酬排名”，名列前二十名的复旦等高校脸上有光了。

大学资格争夺战丑闻迭出。继《中国青年报》揭露吉林松原高考疯狂作弊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入采访，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群丑图。当地的作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从户口迁移、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监考形同虚设，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他们唯一的集体快感或许是，以己之获利，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2008年，该市600分以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大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原因在于，这是全社会能争夺的唯一一块公共资源。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对每一个学生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天梯。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是可怕的。每一所学校几乎都类似于集中营。压抑的气氛令孩子们终生难忘。那种残酷是渗入骨髓的。第二十三期《新民周刊》报道了一个13岁上海少女的自杀事件。精神折磨彻底击溃了一个少女。可怕的是，学生大都不愿作证，记者费尽周章才找到三个肯说话的学生，还原了那堂致命训话的核心。该不幸事件的症结在于，升学指标造成教师心理失控，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学生身上。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的学生，恰似一座活火山，随时会喷薄而出。在上中学之前，奥数与英语，犹如两条毒蛇，缠住了每一个家庭。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取代母语，成为荒诞而实用的敲门砖。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不明白，影响学生健康和家庭经济的坏事，为何就不能得到纠正呢？利益主体乃庞然大物，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保证其垄断收入。越大越急迫的问题，越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拖延下去。所有的人为灾难到最后都不会有真正的责任人。这种教育走到自己的终点了吗？敏锐的《新周刊》这次选对了题目：《无法成人——中国人的成长链》。作家胡小同不无讽刺地写道：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父母是中国孩子无法成人的根源。缺乏生气的学生们的脸，焦虑而严酷的教师的脸，执着又茫然的父母的脸，为中国打上了难以轻松的底色。被讥讽为中国式母亲和中国式父亲的中国家长们，只有当你们走出了成功学的魔咒，游戏才或许可以终结。让我们记住台湾大学校长的话：“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社会的良心堡垒就更加坚固”。（见第十三期《南风窗》）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孩子丢失了良好的品性，即使上了再好的大学也没用。一个不能自己选择道路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

文章也许有些压抑，但谈论的是真相。另附我开博以来让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应的一段评论，来自支教小学的李老师：

看到老师写的支教日记。看着看着便想起四年前刚加入老师队伍时的第一次家访来。那次是因为班上的一名女学生开学很久一直没到学校上课，和校长他们一起去劝其返校的（后来这个学生一直没回到学校，一年后听说死于难产。十五岁的小女孩，在还来不及绽放的年龄，凋谢了。这种事在偏僻的农村，不是新鲜事。所以，大家感叹一番，慢慢的也就淡忘了，偶尔的，我会想起她小小的，充满童稚的面孔，心里一片悲凉）。我们顺便家访了另一位同学，他们家长很客气，一定要我们吃了东西再走，按照苗族的风俗，如果硬着要走的话，主人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觉得他们脏。所以我们就留了下来。吃的是煮的土豆，男老师和主人一起喝起苞谷酿的烈性酒来。途中，来了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主人很客气的端起酒劝她，她推辞了两声，端起碗一饮而尽，后来又接着喝了几碗。一个老太太有这样的酒量，我的脸上不由得写满了讬意。她看出了我的疑惑吧，主动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老师，我以前也不会喝酒的，两年前，我的老头子和大儿子去外省的矿上做工，发生了矿难，两个都死了，矿上给了几千块钱的安埋费。半年后，小儿子和儿媳一语不和，儿媳失手打死了自己的老公，自己进了大牢，给我这个老婆子留下了两个孙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接着死了三个男人之后不久，家里的三间正房突然倒塌了，幸好有一间偏房没倒，所以就带着孙子住在里面。白天我要干活，帮人打短工，到晚上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我心里苦啊，就在床头放了个酒瓶，睡不着就喝几口，然后就能迷糊到天亮了，久而久之，我的酒量就这么大了。她的语气很平稳，好象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习惯了苦难了吧。）而我，是在生活中第一次听到这样惨烈的故事，心里闷得慌，便走 出门来透气，有学生便指着不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墙上裂了许多大缝的茅草土屋告诉我：老师，那是杨亚楼（老太太的孙子，当时上一年级。）的家。房子大约六个平方吧，中间用一根木头支撑着，好象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屋里一个土灶，上面有一口漆黑的水壶吱吱的冒着热气。里面煮的也是土豆。灶的旁边是一张几块板子搭起来的床，上面是一张破烂不堪的棉絮，床的旁边是房间里唯一的家俱——一口柜子，上面堆放着几只碗。那天心里说不出的沉重。教导主任对我说时间久了，我就会习惯的。可是我并没有习惯，班上的学生，有着不同版本的故事，极小就成了孤儿的李小丹、父母都在监狱的王继波、不会笑的韦达香......每一次和他们目光的碰撞，那种无奈的悲凉就在心底漫延开来。我只能一遍一遍的告诉他们：好好学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即便是好好学习，就会一切都好起来吗？他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他们的求学路随时都可能走到尽头。希望，他们的明天，不会再重复父母的走过的路吧。

写到这里，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再附上一名在二本念书的大学生的来信摘录，还是关于教育资源的分配。

 1.师资

coming...

 

中午和项目组成员一起出去吃寿司，接着前面会议的话题谈到跨文化管理和文化差异。韩国同事谈到出差时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到了国外，干吗还要老盯着韩餐不放，何不试试当地菜肴。另一种则抱着身土不二的想法，到处找韩国餐馆不放。其实要把这牵上对文化的认同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最多也就是肠胃造反罢了。我见过每餐远离中国餐馆，但骨子里比谁都中国人的，我也见过当着法国人的面批评他们的奶酪，其实心态上极其放松的典型。关键是看法，而不是实践。多元文化发展，后发的总要找一个强大的先驱作为榜样，处处留心学习，从道路的宽度到日常起居习惯，从教育经济到政治军事。在个体的层面，则多体现为极力推崇学习他国的语言，获得他国的学位。这未必代表对先驱文化完全的认同。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当逐渐追赶缩小差距后，心态就满满的演变为：我也吃得上饭了，开得起车了，你有的商业系统我也差不多了，然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差异体现。人们要问自己，那我们和先驱榜样的差异（不是差距）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存在的象征是什么？通常会往传统上去做文章，服饰，礼仪，食物，经典，慢慢的开始回潮。而这种同化，差异化再同化的循环，正是诸多文明能够始终并立多姿的原因。

 

仿佛又回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一过6月初，整个生活像倒了个。原先每天从沙发到厨房倒水喝的时间都要锱铢必较，现在回家似乎什么都没干就到睡觉时间了。回头看，其实前两个月还是折腾了不少。4月份时候去了Youido看樱花，虽说不是最好的时节（正当时的周末我飞回上海了），还是有很多风景可以看。五月份，去看了Justin和Laura那间被誉为无法逾越的舒适公寓和楼顶阳台，黄昏时的夕照和徐徐凉风让人不知身在何方。我们还去了首尔闻名遐迩的鱼市场，其实就是水产市场，帝王蟹让人印象深刻。

 

 

今天在网上找到一间国际羽毛球俱乐部，每周三晚两个小时，觉得合适，就按照留下的联系邮件写信地址过去，不一会就有回音，说自己已经搬回比利时，让我跟下任的俱乐部主席联系。再写信，心想要是能成，至少可以打发一个晚上，在游泳，跑步和瑜伽之外再加一个选择。

 

 

If you have some interest in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definitely watch Home (available on line for free http://www.youtube.com/homeproject). The documentary was released worldwide (87 countries) last Friday. Co-directed by Luc Besson (director of 5^th Element and Big Blue) and Yann Arthus Bertran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hotographers), it is spectacular and informative.

It will be online (in English) until the 14^th of June.

一个月内回了两次上海，每次回去总免不了将两个城市对比一番。基础设施上海要新得多，首尔维护得好一些，但在出租车方面，首尔更为舒适。因为几乎任何时段，都没有人和你抢出租车，随手招停，遍地都是。上班族一般用公交，即使在高峰时段，公交车也还是很宽松。

 

由于北美的疫情，办公室里出了些小故障，去南美出差的同事取消行程，去加勒比海度假的同事回来被要求去医院检查，然后在家隔离三天。

 

昨天在CGV看了最新的星际迷航，上海要等到15号才首映，总算抢了个全球同步。本以为最新的蝙蝠侠已经是今年的巨作，看完这一集的星际才知道什么叫想象力。

 

天天早上打辆车去公司吃早餐，口味不错。

 

 

到了周末，才发现过去的一周有多么精彩。项目正式启动了，和客户方届定了工作范畴和时间进度，我在头五天里读了大约2000页的研究报告。之间还有若干次的饮酒聚会，感觉最好的是办公室附近的爱尔兰酒吧，一杯啤酒在手，仿佛又回到洛桑的学校时光。最具挑战性的是把啤酒、韩国烧酒和日本清酒混在一起喝，一圈下来，人人都晕晕乎乎。时间最长的一次换了三个地方，还要卡拉ok，到家都快要一点多。饮酒的程序又复杂，按规矩，酒不能自己斟，得等别人给你倒。所以时时可以看到有人伸长了脖子看客人有没有喝完。若是碰到贪杯之徒，喝完了碰巧又没人看见，就只能借帮别人斟酒来唤起别人注意。外国人的身份帮我很多，只要声明酒量不好，也就适可而止了。起初和同事出去，服务生一般都冲着我一长串韩语，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亚洲面孔，他们总以为我会讲韩语。

 

住的地方是使馆区，得从山脚下往上走五分钟。我每周跑三次的习惯雷打不动，不过因为是山路，还没到目标距离，心率就上了一百七。长此以往，对心脏的锻炼应该很好。上周是Youido的樱花节，可是我在上海，这个周末我出去转的时候，还是看到花树繁茂，估计下周花期就彻底过了。

 

最好的电影院周六晚大片价格才八千韩元，比上海便宜多了。

 

掐指算来，到达首尔已经三周了。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妥当，外国人登陆证办好了，手机开通，房子找好，韩语初步学会拼音，银行帐户也搞定。还和首尔的同班同学聚会两次。最近的一周是入职培训，今天是第一个项目的D Day，和客户公司开过见面会。由于明天要搬家，晚上预订好的棒球赛票只好取消，改为连夜打包，明天一早就离开这家住了二十多天的酒店。酒店位于名闻遐尔的仁寺洞附近，这条街大致相当于上海的衡山路酒吧和阳朔西街小饭店的结合体，每天游人如织。总的来说，我住的区域位于首尔的老城，公司在新城，每天穿梭往返，还是觉得老城亲切些。每次经过公司位于老城的前总部大楼，总感慨为什么那时工作地点附近有那么多吃饭喝咖啡的选择。

 

明天是新公寓生活的D Day。闲话少说，还是打包要紧，希望离开酒店讲英语的服务员和打扫阿姨，楼下的星巴克和便利店，附近的中餐馆和韩国烤肉，还有每天早上现成的自助早餐和报纸，新公寓的生活依旧能一切顺利。

 

 

今天是开工第一天。白天的培训还好，晚上的节目是世界杯预选赛朝鲜对韩国。热心的同事安排好了票，下班了被地铁的人群挟裹着进了世界杯体育场。韩国队终于在终场前得了一分。

 

 

 

来到首尔的第二周，已经觉得完全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大多数的标志都用韩文、英语和汉语，加上秘密麻麻的九条地铁线和不是很贵的出租车，所以交通完全没有问题。乐天百货和易买得里面衣服的价格基本上和上海持平。吃饭麻烦一些，餐餐有泡菜，家家不同口味，初来乍到的人通常肠胃有不适应，不过过几天也就好了。牛肉是真贵，300克的烤牛肉折合人民币要一百块。可是还有替代品，鸡肉很便宜，猪肉也不比上海贵很多，对中国人不是问题 - 在陆家嘴附近吃饭，也总是这个价钱。新同事里的印度人很开心，因为他的宗教本来就不允许牛肉和猪肉。

 

住是比较耗时间的一部分。每天上午和叶子去语言中心上韩语课，下午由公司指定的中介领着，开着车满城乱转，不停的穿鞋脱鞋看房子。前一周去参观前辈的新居，大小适宜，景观宜人，地段闹中取近，屋顶还有个小花园。自然我们的期望水涨船高，看了快有四五十套，还是不能满意。不过也不急，反正住在酒店里，无限期的呆到找到房子为止。

 

只用两个小时不到就可以抵达仁川国际机场。首尔是陆家嘴办公区林立的大厦和静安区沿街的小铺组成的奇怪结合体，总体上比上海干净，但仔细找，还是能在街头巷尾找到随地抛弃的果皮和纸屑。人们很乐于助人，服务流程设计得比国内精细，但说话很大声，如果你把他想象成一个热心但又不拘小节的北方人，大致就差不离了。晚上和首尔的同班同学出去吃饭，算是领略了一回交通堵塞中游车河的滋味。牛肉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贵，可是真的如前人所言，饮食以素为主，正好帮我减去多余的重量。

 

照片另附。

 

 

 

 

这几天在家正逢两会成为热点，恰巧对公共财政从大学里就有兴趣，抽空去财政部官网上看了一圈。果然如媒体所言，方法论一大堆，办事机构复杂无比，可是要想看到细帐，没门。倒是有个下载中心，可是只有财政部用于向地方进行预算的格式标单，我不明白这样的下载资源对于政务公开有什么好处。有感于白岩松的呼吁，为什么不能把公共预算数据放到网上公开，让老百姓也看看我们交的那些税收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民间人士的聪明才智而言，这十几年从股市里接受的财经教育，有个几万人不仅能看懂预算报表，还能从中挖掘出一些意见来，恐怕还是远远低估了。

 

另： 通用电气的前任执行官已经在反思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而我们还在为财政预算中公共卫生、教育和保障的比例究竟是5%还是15%缠夹不清。Jack不久前说，股东的价值是公司战略本身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重要的是你的雇员、客户和产品。公司处理好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然能达到可持续增长的股东价值。

 

 

 

未知的路总是更美好。充满着各样各国的人，形形色色的奇遇，让生命充满活力和惊奇。可是生活的另一面依附在秩序上，人人有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理想。因为被那副画面折射出来的温馨气息所吸引，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的追求，可是忘了简单的生活其实无需追求。心的修炼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能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象秋天公园里的那棵树，繁茂的枝叶褪去时，自然会对着满地褪下的回忆充满叹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鲜有人真的一床一屋足矣。常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可是燕雀的生活也自成其为生活，日常轨迹中亦能转角遇到爱。如果将自己与鸿鹄比较，那些小日子的满足感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萧条到来的时候，常听说某人被迫把孩子从私立学校转学到普通中学，无比痛苦，可是要是想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到达过那样的生活水平，那样的痛苦未免就太矫情了。

 

看梁子的专访有一句话很好，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 看过太多痛苦，走过打半个世界之后，自己生活的所求就少了许多。

 

下午去万山路的韩领事馆领了我和叶子的工作签证，算是正式启动了我的搬家过程。明天去东方医院咨询英文的入职体检能不能出具，再整理要打包的书籍和衣物。此去经年，不过没有万里关山相隔，想必较前次去瑞士会好很多。

 

究竟什么才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危机中的英国工人说：British job for British worker，政府主导困难银行的纾困甚至国有计划，另外编织一张密密麻麻的社会保障网。大型跨国公司为股东利益压力所驱动，重整业务，裁减员工，直至转移工厂。如果说国际经济格局在主权角度是建立在属地基础上的水平并立的话，大型跨国公司则是建立了从采购、研究、招募、生产和销售的完整垂直价值链。几乎所有的管理学理论都是围绕如何提高这些链条的效率而展开。不幸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要求按照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劳动成果的分配，换言之，如果你没有技术、管理技能或资本，也没有占有自然资源，那就只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存。而悲剧在于，永远有更便宜的劳动力存在，并且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重下降。这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这条规律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和撤资注定由回报来驱动，当它推动了一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自然就会另投他国。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利用最初的税收（或出售其他生产要素所得）积累建立自己可持续的生产要素发展机制，未来对它而言只是一个泡沫过后的童话。对于国家，有额外的生产要素可以纳入跨国公司的考量，即一国平稳的政治体系（如美国）和有利的法律环境（如瑞士的银行保密法案）。

 

从这个角度讲，跨国的经济活动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但是如何确保跨国资本离开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本国对于资源再生投资的选择，是资本（主权基金），是高素质劳动力（新加坡），是技术（日韩），还是管理技能。中国会选择什么？

 

前日晚上和校友和申请人交流，有一位先生问在商学院学到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的。长几届的校友评价说，绝大多数的MBA学生花了一两年时间，花了大笔金钱和精力，应该不是为了创业。将一个商业机会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生意，固然需要用到商学院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机遇和勇气，而这些要素，真实的商业环境应该能提供更为严酷和有效的训练。

 

上午去一家电脑维修公司去重装我的笔记本，公司不大，十几号人一百多平米的那种。正好所有的技术员工都去上门服务了，只有公司经理（也就是所有人）一个人在。等待程序装载的一个小时，倒是从真实的草根商业人物中感悟到一些。他是从永州出来的网络技术员，为了寻找一个安稳又有前景的环境，几经辗转，先后走过广州、东莞和其他一些城市。最后在拥有大量商机的上海落脚，因为“哪怕女孩子半夜里在马路上走，也没太大问题”。和他同伙的其他技术员，混得好的开了电子商务网站，从江浙一带批低价的童装，在网上兜售。照他的说法，生意都做得挺大。“但是缺乏稳定的商业模式”。他现在还将就着这间小公司，因为想做好准备，等待一个机遇。“有时候，人就缺一个机遇。”不过他又说，“我要寻找的是一个蓝海，而不是挤在一个红海领域里和别人死拼。”

 

他曾经试图将电脑维修服务做成连锁品牌，拓展到其他地域，可是“服务规范的管理和人员的培训建设”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且IT行业硬件产品价格的快速变化也波及服务的定价。他甚至曾经想过，要是生意做大了，还可以承揽国际品牌电脑在国内的全部售后维修，“帮助他们减轻负担” （通过外包，我的理解）。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全部，勇气、毅力、耐心、实践还有思考。他们饥渴的吸收商业科学的前沿知识（有时候可能仅仅是工商管理通俗化的产品），可是这些加上切身的经验和脚踏实地的目标，谁说未来他的梦想不能实现呢。

第一次听说韩素英居然是从一个瑞士的老太太口中。从洛桑的公寓到学校的路上，一边是依山而建的居所，另一边则正对着日内瓦湖。每天折返于两点之间，早晚两次，总会遇到一位披着风衣的老太太，从容的蹓着一条大黑狗。见面多了，不免点头微笑致意。终于有一天她首先开口问我是不是来自中国，是不是在IMD读书。我说是，然后她就问我只不知道另一位居住在洛桑中国人。“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她的优雅。“她比划着说。“她写了很多书，每年中国驻苏黎世的大使馆都要派人来看她。她就住在离你不远的公寓里。" 看我一脸茫然，她试图拼给我听那位中国女士的名字。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想来惭愧，回家在网上按照发音搜索，原来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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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Han Suyin,1917- ），中西混血儿，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

　　1952年，她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好莱坞据此改变的电影《生死恋》获三项奥斯卡奖。韩素音的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 她多次会见和采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并写下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

　　1980年代以来，韩素音的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自传《伤残的树》、《无鸟的夏天》、《凋谢的花朵》、《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小说《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迷人的城市》及传记《周恩来的世纪》、《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

　　韩素音为奖掖后学，鼓励文化交流，捐资设立了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外科学基金奖、彩虹奖、中印友谊文学奖和普及英语奖。其中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是我国翻译界最高奖项，被称作翻译界的“奥斯卡”。

　　2007年4月，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出版了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半个世纪的《瑰宝》（中文版），使这部书写中国的经典小说终于回归了祖国。

　　韩素音现居瑞士洛桑，91岁，身体健康。韩素音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nsuyin

 

韩素音本名周月宾，曾用名周光瑚，西文名字叫罗萨莉，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因此她以一个欧亚混血儿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也受尽了东西方的人们对混血儿的歧视。
　　她父亲名周炜，字映彤，是个铁路工程师。她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信阳参加陇海铁路开封段的修建工程。
　　她的父亲生于四郫县，但祖籍却是广东梅县，而且是"客家"。明末清初，中国南方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叫作"湖广填四川"，即从江南各省移民到四川。这是因为经历了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的缘故。周映彤的祖先就是这时从广东迁到四川的。据说，她的最早的那位祖先原是货郎，迁到郫县才改而务农。几代之后，逐渐富裕起来，买田置地，读书应考，终于上升到地主士大夫阶级。周映彤的父亲就做过灵州(今宁夏宁武)知州。那时周家还兼营商业，已从郫县迁居成都。全盛时，全家男女老少70余口，同住在一座大宅院里。
　　1903年，周映彤被四川省派到比利时留学。1908年7月，他在留学期间和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丹尼斯的比利时姑娘相爱成婚。1910年1o月，他从布鲁塞尔大学毕业，获得工程学位，在比利时工作到1913年1月，才带着妻子和4岁的儿子回到中国。
　　在欧洲，玛格丽特因为是中国人的妻子而受到白种人的歧视。在中国，由于自1840年以来的欧洲列强侵入中国的历史，使得不少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以用友善的目光看待白种人。玛格丽特跟随周映彤回到成都以后，别人都以并非善意的目光好奇地端详她。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欢迎的人要他讲话，他说："大家好像看动物园里动物一样，看到了就行了，还说什么呢?"玛格丽特当时的处境与此非常相似。她常常被人看得手足无措精神状态都有些反常了。为了使心爱的妻子摆脱困境，周映彤在成都只呆了几个月，就毅然带着妻儿离开家乡匹川，到外地谋职，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后来周映彤好不容易才在比利时参加修建的陇海铁路的一家工厂，谋得一个监工的职务，工资最多时也不过是白种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尽管他拥有布鲁塞尔大学工程学位。玛格丽特也因为是他的妻子，总是遭到白种人工程师的妻子们的白跟。她和周映彤生的孩子被看成是。杂种"。
　　韩素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人间的。那一天是中秋节，父亲为她取名"月宾"，意思是把她当作从月亮上迎来的一个客人。此后每逢她过生日那天，父亲都给她送月饼当礼物，每长一岁，就多送一个月饼给她。所以一直到她长大成人，长期远离中国的时候，还非常想念中国的月饼。
　　周映彤从1914年起，一直在铁路部作。1921年以前在陇海路京汉路沿线，以后则在北京、天津铁路局。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因患脑血栓左侧瘫痪而卧床。玛格丽特却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为洪水猛兽，解放了的中国自然使她难以适应，于是，她终于和共同生活了40年的丈夫分手。离开中国再也投有回来。北京解放后，周映彤得到政府的照顾，逐渐恢复了健康，还参加大同煤矿的整顿和恢复工作因有突出贡献，曾被推选为劳动模范，并被任命为铁道部总工程师。1958年在北京去世。玛格丽特于1965年在美国去世。
　　韩素音很早就想成为一名医生。1928年夏天，她隧父母到北戴河度假，住的房子原属于一位已故的英国医生，屋里留下很多医书。韩素音白天下海辨泳，晚上就读那些医书。读着读者她渐渐萌发了一个将来当医生的念头。第二年初春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从教堂门口经过，看见一群衣衫褴楼的盲人瑟缩在墙角或台阶上，从偏西的阳光里取一点温暖，她非常同情他们。回到家里，她郑重其事地对母亲说："妈，我要做个医生......那些瞎子一辈子什么也看不见，太痛苦了。我要做医生给他们治病，让他们重见光明。"说着说着，她自己竞激动地哭了。
　　以后，为了做医生，她克服了种种困难，直到1948年她32岁时，才取得医师的学位，并开业行医到1964年。
　　韩索音小的时候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学会了法语，后来又在教会办的圣心中学读书，英语也很好。1931年初，圣心中学校长对她说，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她不得不离开那里。原想另找学校继续学习，可母亲却要她找工作挣钱贴补家用。一个才15岁的女孩子能干什么呢?父亲建议她学打字、速记，还为她买来一台旧"王冠"牌打字机，让她跟一个美国修女学打字和格雷格氏速记法(Gegg shohand)，后来，一个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圣心中学的同学听说她想找工作，就建议她到协和试试。她给医院写了一封求职信很快得到回信约她去面试。应试的结果，她被录用了，每月工资35元。她很高兴，在协和可以接触到与医学有关的东西对将来学医有好处。把挣的钱攒起来，补学一些功课，就可以考大学。
　　然而，在协和，她首先在工资待遇上感到了种族歧视。这里的工作人员分三个等级：一等是白种人，二等是欧亚混血儿，三等是中国人。一个在协和工作了10年的中国人竟然和她这个刚去的小姑娘一样，也是每月35元。而比她晚去的一个英国姑娘的工资却是她的10倍，每月350元。5个月后，她的工资提到了50元。到1933年7月，她的工资才提到120元。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教一个白俄舞女学法语，另外还教一些别的学生，得到一些报酬。她每月给母亲15元贴补家用，又花钱请人教自己学中文，还向一个德国教师学物理。除去这些开支两年里她积攒了300元。这时，她通过燕京大学的教务长梅贻宝，提出入学申请，参加了入学考试。尽管她的中文考得不好，但别的课成绩都不错，考虑到她的情况比较特殊，燕京大学录取她到医预系学习。
　　学医得8年，300元积蓄显然不够。父亲告诉她，要真想学习，必须要争取得到一笔奖学金，为此不妨去见一个名叫约瑟夫赫斯的比利时人。
　　赫斯1905年来华，先在比利时领事馆任职，后来与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和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一起创建了"中比友好协会"。周映彤当年就是通过他介绍才在铁路上找到工作的。此时他是"中比教育与慈善委员会"主席，在利甩庚子赔款余额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中比校际委员会"里有很大的发言权。在他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周映彤曾带女儿去找过他。但他说韩素音太年轻，满18岁时再说。他让韩紊音到他指定的一家法文书店，每月买20元的书，由他付帐。
　　1935年春，赫斯写信问周映彤和玛格丽特，是否同意女儿到比利时学习，因为奖学金只能提供给留学生，在燕大和协和都不行。玛格丽特认为女儿性格不稳定，如果学习不好，她无法偿还奖学金，没有表态。
　　夏天，赫斯到了天津。这时，周映彤已调到天津铁路局工作。韩紊音赶到天津，和父母一起去看赫斯。赫斯问他们拿定主意没有，周映彤望着妻子一言不发。玛格丽特直搓手，仍然拿不定主意。韩紊音等得急了，忍不住说。"要是拿不到奖学金我就在天津做妓女!"这一惊人之语，引来的是在座者的一阵沉默。最后，还是赫斯开了口，他对玛格丽特说："让您的女儿得到这个机会吧，夫人，她已经表示了学习的决心。"玛格丽特有气无力地说："这并不是女人的出路啊......女人必须结婚，过快活日子。"赫斯说："上帝并没有注定所有的女人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幸福的贤妻良母啊!"事情就这么定来了。
　　1935年1O月韩索音从海路剑大连，乘火车穿过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满洲国"，经西伯利亚，过莫斯科、柏林、到达布鲁塞尔。外祖父乔治丹尼斯在车站迎接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外孙女。此后，她在外祖父的照顾下，享受每年15000比利时法郎的奖学金，十分宽裕地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了三年医科。
　　1938年7月，她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理学学士学位考试。只须再学三年，她就可以取得医生资格，实现多年的宿愿。但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把她梦寐以求的做医生的资格向后推迟了许多年。就在她从亚洲东部到达欧洲西部的时候在东非，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西欧，希特勒撕毁凡尔塞条约进军莱茵河。1936年，在南欧，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热河之后，又炮制了"冀东自治政府"，更不用说1937年的"七七"事变了。韩素音后来回忆道；"一代人不是在一次危机中形成的而是在一连串的事件中锻炼成长的。每一个事件对于一代人的形成都是一种锤炼。"她正是在这样的锤炼中开始参加社会活动的1936年秋她应一位在协和工作时认识的英国地质学家的邀请，从布鲁塞尔到伦敦观光旅游，有时也参加一些小型集会，讨论大家都关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一次集会上多数与会者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她禁不住插了一句："可是战争在亚洲已经打起来了。"大家不解地望着她。一位女士援引《圣经》上的话，大谈什么要学会爱敌人。这时，一个中国留学生说："我们可以爱我们的敌人，但首先我们必须打倒他们。"
　　韩素音似乎得到丁知音，于是望着他笑了笑。后来她得知，他叫唐宝璜是从广州黄埔军校来英国留学的军校生。再后来。她在回中国的轮船上与唐宝璜邂逅相逢，她被唐的爱国热情所吸引，很快坠人情网，不久，他门在武汉结为夫妻。